然后又在倭国的扶植下，汪精卫在南省宣布成立另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为“国旗”，并制定基本国策为：和平联倭，反先锋军、**建国。
就任政府统帅、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院长，拥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军队、外交等，一方面与移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及老对手蒋光头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与东北的“大满洲帝国”遥相呼应。
之后，汪精卫甚至还亲自到长春访问，在倭**队的刀光剑影中与溥仪握手言欢，追随主子倭国参加《国际防共协定》。又伙同伪满洲国和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国的伪政府签订《大东亚共同宣言》，为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摇旗呐喊。
并且还在其辖区内实行法西斯统治，捕杀抗倭爱国人士，配合倭军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妄图瓦解抗倭阵线；成立清乡委员会，集结大批伪军伙同倭军实行反先锋军、**清乡，妄图消灭坚持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和游击队；
在经济上，滥发纸币，圈占土地，“委托经营”某些工矿企业，强征粮棉，实行物资统制，并收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在文化教育上，施行奴化教育。
重庆各界声讨汪精卫叛国集团投敌卖国的斗争，大致经历了两个**：第一个**是汪精卫投敌叛国罪行披露，国民党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职务之后，重庆各界人士即纷纷发表宣言、通电，拥护国民党中央的决议，痛斥汪精卫集团的叛国罪行，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
第二个**是汪伪集团在沪市与倭国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并于南省粉墨登场。在重庆的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发出通电，怒斥汪精卫一行“背党叛国，通敌求和，违反国策，惑乱人心，固革命政党所不容，亦全国人民所共弃。”
华夏人民党在重庆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也于公元39年1月2日以《汪精卫叛国》为题发表社论，痛斥汪精卫集团的民族失败主义谬论及其叛国投敌罪行。
并且到公元39年6月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汪精卫时，海内外先后呈请通缉严办汪逆的文电多达1000余起；
在内蒙古先锋军根据地内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华夏分会、华夏国民外交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戏剧界、音乐界、木刻界、美术界等100余个文化团体，联合发出讨汪宣言，称汪精卫叛国投敌！
“百死不足蔽其辜”，号召“全国文化战士，奋尔斗志，振尔戈矛，扑杀此獠，遏绝祸乱。”
重庆各界人士通过开大会、作讲演、印特刊、发通电、写文章、演戏剧、提议案、铸跪像、散传单、贴标语、呼口号等各种方式，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讨汪精卫集团投敌卖国的群众性运动。表达誓死反对‘倭汪密约’和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并且在包省的百姓们为了表达他们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的决心，及其对为抗战而牺牲的众多先锋军战士、无名将士的崇敬以及与汪精卫卖国集团的誓不两立，还以实际行动发起组织了一场更直接、更形象、影响更广的建造“抗战无名英雄墓及铸造汪逆夫妇长跪像”运动。
“称他们为汪逆夫妇，同秦桧一样，千秋万世跪在那里，受人唾骂”。
此运动在包省盛行起来后，而且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开展，而以重庆的活动影响最大。
爱国将领冯玉祥也呼吁：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而这个“底”就是打到“倭国无条件投降”便是底。
当汪精卫这个秀才听来后，不屑道：“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
而汪精卫与倭勾结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美帝国会不久后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
这让老蒋高兴了好一阵子，同时也感叹抗战曙光可谓初现。
同时面对这样全国上下一至的声讨，先锋军倒是没有什么动静，王小平也在加快部队的换装、训练，之后才可以发动新的战役，他也知道老蒋是一定会行动了。
而国民政府蒋光头也确实和王小平预料的那样坐不住了，迅速的命令给军统下了命令进行刺杀汪精卫，戴笠接到命令后，就派出了大量的特工、暗杀人员前去刺杀。
特别在最后，汪精卫被刺杀后，于公元44年，旧伤加重，只好飞往倭国治疗伤病，经倭国名医小黑亲自动手术，安全地取出了那颗在身体里待了近十年的子弹。此后汪精卫不顾身体虚弱，就急忙乘飞机返回沪市，住在虹桥医院。
戴笠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精卫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五色无味的慢性毒药，到了同年11月，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
行刺者成了被刺者，革命者成了大汉奸，历史名声前后如此悬殊，在20世纪的华夏，有哪位能超过他？历史的不可知性与无情变化，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在汪精卫身上呈现着。
蒋光头在事后也激愤地在日记中指斥汪精卫，“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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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军的这次大规模换装，比王小平预料的时间要长，他原本是打算到38年底、39年初全部完成的。可是由于东北易县倭国东北军时刻盯着这里，还有就是毒气弹事件、汪精卫叛国等等一系列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