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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九四章 崔琰求援

对此,曾炩的感触尤其大。来自后世的他,虽然对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了解不多,但是这一生里面还是学习了一些,也有一些了解。而且,就是他前世所处的时代,这样的争论更多。毕竟,在这个时代,儒学占据了统治性的地位,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也仅仅是儒学内部的争论。

在他所处的时代,中国的社会形态甚至都成为了外国攻讦的对象,而社会上各种学术争议就正是五花八门了。见惯了这些的曾炩,很清楚在学术上的争论是非常难以解决的,甚至很多时候会酿成流血事件。现在朝堂上的争议还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争议上。不过,曾炩还是见识了一些学术争议的残酷性。本来,原来的北疆系是很团结的,但是自从涉及到今古文经学之争后,以前的北疆系就不再是铁板一块了。蔡邕在之前和北疆士人们关系极好,而且和郑玄还是师兄弟,但是现在涉及到学术争议之后,双方经常是争论到面红耳赤,好像是要打仗一般。

朝堂上爆发争论后的第二天,曾炩在府内宴请了自己老师郑玄大师的三位弟子崔琰、郗虑和赵松。

曾炩仔细征询了五室明堂制的事。如果朝廷在三雍建设中采用五室明堂制,以《周礼》作为典章制度的基础,那么它会不会和老师在“新经”中关于“三礼”并重的学说产生冲突?会不会影响到“新经”在官学的地位?会不会影响到中兴策略的大方向?具体到新政策略上,朝廷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做出何种策略调整?

崔琰说,在“三雍”中采用五室明堂制,和老师的“三礼”学说并重没有冲突,相反,它非常有助于“新经”地位的巩固。

朝廷以“新经”为官学的时间很短,尚不足十年,“新经”的地位根本没办法和今、古文经学相提并论,也没有办法迅速消除今、古文经学之间长达两百多年的争论。因此,朝廷的当务之急是利用各种办法不断巩固“新经”的地位,维护和提高“新经”的绝对权威,断绝今、古文经学对“新经”的攻击和挑战。只有“新经”的地位提高了,成为大汉官学的绝对权威,今、古文经学之间的争论才会渐渐减少直至消失,今、古文经学才能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融合,朝廷的中兴策略和新政才能稳定下来,才能在“以民为贵,隆礼重法”的正确方向上持续推动和发展。

这两年来,中兴策略之争,平叛策略之争,新政政策之争,乃至于定都之争,三雍建设之争,表明上看是策略之争,其实它的背后是权力之争。但权力之争的根源是什么?是官学之争,是学术之争。

无论是研习今文经学的的大臣,还是研习“新经”的大臣,因为观念、理念的不同,在中兴大业上所采取的策略当然也不同。但只要让自己所研习的经学变成官学,成为大汉的权威官学,那么他们就能控制决策权。控制了决策权,也就控制了朝政,也就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权柄。

官学、决策、权柄,这三者是相辅相成,是一体的。

现在“新经”是官学,研习“新经”的北疆士人、北疆武人,包括我们这些师从老师郑玄的弟子、门生都位居高位,我们控制了朝廷的决策权,控制了大汉的权柄。

研习今、古文经学的大臣,包括他们的门生弟子,包括他们的亲族故吏,他们有他们的中兴策略。他们认为我们的中兴策略有明显的错误,会导致中兴大业失败,会把大汉再次推向败亡的深渊,所以他们要抢夺我们的权柄,要剥夺我们的决策权。

如何在不影响朝堂上的稳定,不影响朝堂上的权力平衡,又能轻松自然,以最小代价达到这个目的呢?很简单,改变官学。

当初朝廷在制定中兴策略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官学。官学不能修改,中兴策略就无法得到正确的制定和实施。但当时朝廷中研习古文经学的大吏占据了绝对优势,而今文经学作为大汉两百多年的官学,其地位极其稳固,难以憾动。可是自己等人的老师郑玄兼采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随即异军突起。在今、古文经学激烈搏杀,两败俱伤的情况下,“新经”出人意料地成为大汉的新官学。

“新经”虽然兼采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但相对来说,偏重于古文经学。这是它当初能得到朝廷的支持,并成为官学的重要原因。

随着朝廷收复的土地越来越多,朝廷的机构越来越庞大,各地士人也纷纷进入了朝堂,朝堂上研习今文经学的大臣骤然增多。与此同时,朝堂上的权力争夺越来越激烈,中兴大业的推进速度越来越快。而朝廷里研习古文经学的大臣和研习“新经”的大臣在中兴策略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于是,研习今、古文经学的大臣们为了制定和实施符合自己利益的中兴策略,马上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控制朝廷决策权的以研习“新经”为主的大臣们。

今、古经学两派联手对付“新经”一派,朝堂上的权力斗争随即愈演愈烈。这两年朝堂上纷争不断,也正是因为如此。而这次“明堂制度之争”总算把这场争斗推到了高潮,双方不争个水落石出,誓不罢休。

争论的结果不是胜就是负,没有平手之说。

如果“五室明堂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新经”地位的稳固毋庸置疑。

官学上的稳固,影响到朝堂就是北疆系控制朝政,控制中兴策略的方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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