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病倒，史从云并不知道，他在寿州城外听到的战报是南唐的一个节度使许文稹率三千人在阵前向周军投降。
史从云自然很高兴，一面派那个历经战火会说话的传令兵去向淮北的官家汇报，一面把许文稹及其投降的部下三千人调到寿州这边来。
这样做的目的倒不是想让他们来打仗，也不盼着他们能攻下寿州城，主要是给刘仁赡来点精神打击，让他知道救援寿州无望。
另一边，两万多原本在寿州城下建造攻城器械的工匠民夫都被史从云派往北面，负责为各军修筑堑壕工事，逐步往前推进，缩小对朱元大军的包围圈。
他心里有了数，寿州不可能靠着强攻打下来，那留着这么多工匠民夫也是浪费，不如去北面修战壕。
众多堑壕堡垒在紫金山东面逐渐建成，不断往北推进，压缩淮河边上的南唐军生存空间。
南唐军组织过两次大规模反扑，但野战尚且不是周军对手，如今周军凭借深沟高垒，让他们打攻坚更是毫无胜算，反扑损失不小，却都徒劳无功，丢下一地尸体后被迫撤退。
断绝补给后，南唐军处境更加艰难，每天都有不少人冒着被斩首的风险逃出大营来投降，史从云特意给李重进交代了，投降的要善待，给还没投降的做个表率。
同时每天让投降的士兵去南唐大营前百步处，高声劝劝没投降的，告诉他们在这边平安无事。
当然，他是大帅，大帅就要有大帅的排面，不能事无巨细都去插手。
大概给李重进交代个意思，具体如何做，如何处理，让他们那堆将领自己去动脑子就成。
围困六天之后，周军的前沿堡垒已经修到距离南唐大营只有一里地的地方，这样的距离南唐军已在周军眼皮底下，就是睡也睡不安稳了。
史从云已经回寿州城下，每天都不断有人来向他汇报北面情况。
他倒是盼着南唐军能赶快投降，倒不是怕他们反扑，而是怕起瘟疫。
历史上金军围困汴梁，最后是里面的人自己开城投降的，不是守不住，而是城里瘟疫横生，每天死的人数不胜数，瘟疫比金军还可怕。
很多人堆聚在一起，吃喝拉撒都在那，卫生条件无法保障，很容易就会引发瘟疫，这种事十分常见。
瘟疫杀人可比人杀人有效率多了。
到三月中旬，也有些北面的军官私下写信来跟他说觉得驭浪直都虞侯李处耘的手段有些过了。
李处耘把许多在涂山战死的南唐士兵头颅砍下来，用麻绳串起来挂在船舷上吓唬南唐士兵，打击敌人心里。
有不少官员和将领向他私下写信，觉得这做法有些过火。无论如何南唐士兵也是保家卫国战死的，再说死者为大，也用不着如此，这样的做法和蛮夷有什么区别？
史从云在寿州大营看了这些信，心里很欣慰，五代将士中有人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史从云还是感到高兴的，说明至少到了现在，历经几十年的纷乱和厮杀，理智和文明在逐渐回归，有些人已经惧怕永无止境的杀戮，意识到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史从云对李处耘比较了解，李处耘算得上是五代宋初他最了解的名将之一，因为这个人很擅长搞心理战，也是个矛盾的人物，所以看史书时多关注几眼。
对李处耘而言，拿人头吓人算轻的，他曾经为吓唬敌人，让部下从俘虏里挑出十个最胖的，煮了分食。把剩下的俘虏人放回去，让他们把宋军专吃人的消息带回去，直接把城中敌人吓得不战自溃，就这么拿下了坚城。
看他作为简直就是魔王。
可偏偏李处耘这人对百姓却格外的好，所到之处各种政策都偏着百姓，对民间疾苦十分了解。
他郁郁而终也是因为慕容延钊放纵部下士兵残害百姓，他看不下去，亲手处理那些士兵，导致与其交恶，最终北宋朝廷选择保资历更老的慕容延钊。
所以对于李处耘，史从云觉得他不是那种能恶到哪来去的人。
只是这世上追求道义之人也要分两种，一种功利主义，一种道德主义。
功利主义的人认为为了心中道义，什么脏事累事都能干，手段可以肮脏，只要永远有利于心中的道义。
道德主义则认为手段也必须符合道义，从始至终都要符合心中的道义，否则宁愿不去做。
李处耘显然是属于功利主义那一类人物，不太在乎名声和手段。
史从云让闾丘仲卿回信称赞了那些向他提出问题的人，不过也没让人去斥责李处耘或制止其做法，因为确实有利于让南唐军士气瓦解，早点投降能解决很多问题，防止很多坏事发生。
.......
围困到三月中旬时，唐军大营中逃出的士兵告诉周军，军营中粮食将尽，现在他们的口粮每天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还不到，马和骡子等驮畜已经杀光充饥了。
有人饿得不行想到河边去抓鱼，结果还被河中的水军射杀，那些水军每天到饭点就会把船靠过来，让他们看着吃饭。
他们又怕又饿，实在受不了那样的折磨。
而且周军也感受到了，之后几天南唐军都没发起反扑，想必是没力气了，或是彻底绝望。
只怕要不是军队高层还在苦苦支撑，手下众多士兵已经都有投降的心思。
史从云在寿州城下了解到那边的消息后，直接对传令兵道：“让李重进过来见我，我有事交代。”
第二天，李重进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