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志清失望地直起腰来，垂手而立，再一次恭恭敬敬地同母亲打招呼：“阿妈，这次我回来，带了怡诚来行礼，她等在外面呢。”
“什么怡诚？怡诚是谁？站在外面，莫非等人抬了大轿去接？”
蒋母的话，乍听起来火药味十足，可是蒋志清听了却如闻纶音，乐得差点儿蹦起来。他是何等聪明，怎么会听不出弦外之音来呢？“莫非等人抬了大轿“来了什么还不进来？”这就意味着：母亲尽管对自己私自纳妾的事感到不悦，但她毕竟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
蒋志清按捺住喜悦的心情，又向发妻毛氏投去了含义复杂的一瞥。进门之前，他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接受母亲的责骂，面对地毛氏的哭闹。出乎意料的是，母亲并没有责骂，虽然老人家的态度是明显的不悦，甚至冰冷如霜，但毕竟还是接受了现实，而且，毛氏也没有像元配夫人那样，对自己的丈夫在外纳妾表示激烈的反对。母亲和毛氏的态度，使蒋志清大感诧异之外，不禁暗自感到深深的愧疚，因此，他投向毛氏的一瞥，就饱含着歉疚。感激和赞许。
毛氏没有理会蒋志清那寓意复杂的眼光，她默默转过身去，走向婆母和儿子。
蒋志清情知此处不可久留，疾转身，奔到报本堂，把姚怡诚领了过来。
姚怡诚是在大上海的风月场中混过饭吃的，对于蒋志清现在的处境和苦衷颇能理解。何况蒋姚结合。责任也不全在蒋志清一方，她自己也是心甘情愿的。基于这种原因，她也觉得有愧于蒋母和毛氏。于是，她调整好情绪，来到了经堂门口，用着温婉亲切又怯生生的口吻喊了一声：“阿妈！”
然后款款走到端坐不动的蒋母面前，春风微敛、玉柳弯腰，轻轻跪在蒋母膝前：“阿妈，孩儿姚怡诚，给您请安了！”
这一下。王采玉再也绷不住劲了。她面色一宽，笑靥顿展，急忙伸手把姚怡诚搀了起来。再定睛细看，只见这小妇人春风桃面。乖巧伶珑。老太太顿时对她产生了好印象。正待开口说点什么，只见姚怡诚已转身子，面对毛福梅深深一躬：“你就是阿姐？小妹向你陪罪了！”
说着又要跪下去。毛氏为人敦厚。从来笃信“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古训，如今见婆母的脸色由阴转晴，明摆着是接受了姚氏，知道事已至此，无可挽回了。
于是她慌忙拦住了盈盈欲拜的姚怡诚：“小妹，别这样多礼，进了蒋家门，就是一家人了嘛！”
站在一旁的蒋志清见此情状，暗暗地出了一口长气。围在蒋家门外的众乡邻原以为今天会有一场好戏看的，没想到蒋母慈祥、毛氏大度，化解了一场风波。
众乡邻失望之余，齐声礼赞毛福梅的贤淑识体，从此，毛福梅落了个雅量夫人的美名。
蒋志清闯过了家事风波这一关，把姚怡诚带回了丰镐房，陪她在溪口闲居半年之久。姚氏对蒋母十分孝敬，对毛氏极为尊重，对蒋经国也视如己出，爱抚备至，一家人和睦相处，十分美满。
在溪口闲居，是因为刺杀陶成章的事情还没有过去，蒋志清一方面侍奉老母、陪姚怡诚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子，一方面竖起耳朵打听外面的局势，随时准备复出，他不是一个甘于无所事事的人。
1913年6月，“杀陶”事件已经无人提起，避祸闲居的蒋志清又一次来到上海，安顿了姚怡诚之后，他就来到陈其美麾下，参加了二次革”。短暂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蒋志清再次逃亡到了日本。
1914年夏，蒋志清奉召返回上海，参与讨袁的军事行动，不幸事败，蒋志清被袁世凯通缉。此一期间，他还经常到姚怡诚的住处与姚幽会。后来，通缉蒋志清的风声越来越紧，蒋志清在上海无法立足，只好再一次东渡日本避祸。
几年时间内，蒋志清奔走革命，到处躲藏，往来于上海、杭州、溪口、日本等地。他很少顾及妻儿老小，也就更无暇照顾蜇居上海的姚怡诚了。姚怡诚与毛福梅不同。毛氏自从与蒋志清结婚的头一天开始，即已习惯于丈夫不在身边的生活，在蒋母的影响下，毛氏也笃信佛事，整天陪婆母诵经上香，打发孤独寂寞的岁月，久而久之，也不觉怎样了，后来又有了经国，婆媳俩每天侍弄孩子，念经拜佛，即使蒋志清不在家里，她们也并不感到寂寞了。
而姚怡诚则不同了，她一个人住在上海，经常是一年半载都得不到蒋志清的一点音信，还要一天到晚为蒋志清的安危担心。这样的生活环境，当然使她备感孤独无聊、烦恼苦闷，为了打发日子，她染上了赌博恶习，整天到邻居家里打牌，有时通宵达旦。
姚氏闲居，没有收入，靠蒋志清养着她。但蒋志清也是忙于革命，以他的收入，根本不可能养活姚恰诚。
蒋志清在上海结识了张静江，张家是浙江湖州南行镇的豪富之家，资产雄厚，张静江本人也十分豪爽，因此，蒋志清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和个人开销，都靠张静江的资助。为了报答张静江，蒋志清命姚怡诚拜张静江为过房爷，从此，蒋姚二人在上海的开支用度就都包在了张静江的身上。
1916年，蒋志清随张静江等人在交易所做投机股票的生意，得以同姚怡诚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这一时期，蒋志清发现姚怡诚染上赌博恶习，他屡屡出言劝止，但姚怡诚已经养成打牌度日的习惯，一时又怎么改得掉？这就酿至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