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期的宰相夏竦也追求豪华，生活奢侈，但议论的人很多。
夏竦十分不解，便对家里的门客说，寇准生活奢侈，生前死后皆无非议，到了我这里，为什么那么多人讲怪话呢?
门客给夏辣讲了一个故事：寇准做官，经常与下属一起郊游、野餐。
有一次喝得正起劲路上传来一阵毛驴的铃声，派人一问原来是一个任期已满的外地县令驼着行李路过。
虽然素昧平生，但寇准却像对待老朋友一样热情地邀请县令同席，开怀畅饮其乐融融。
寇准对待陌生的路人都相敬如宾，而您身为宰相；对待部下同僚却连最基本的礼节都没有，遑论其他评价不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啊!
寇准对生活质量要求极高，但私心不算太重，不插腰包，不营私产，有酒大家喝，有福大家享，光明磊落，有情有义。
寇准出入宰相三十年，自己从没置过房产，处士魏野曾经赠诗曰：“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
寇准因此得了一个“无地起楼台相公”的雅号。
魏野此诗还流传到了漠北，契丹人十分佩服寇准的精神。
宋真宗末年，契丹使者访问京城点名要拜见“无地起楼台相公”。
当时寇准被贬职偏远之地，害得宋真宗立即把他召回重新重任。
“公子哥儿”不一定都是“败家子”，在寇准身上得到了印证。
党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在宋朝，表现的尤为明显，这是那个时代除了积贫积弱、宋词之外的最有特色的关键词。
整个宋代的党争，给这个帝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是负面的。
党争带来了帝国内政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带来了知识分子阶层的颓靡与堕落；宋朝在党争中耗尽了帝国的元气，以至于“宋人议论未定，而金人已渡河”。
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绝不缺乏党争带来的深刻教训，晚唐牛李党争造成的国家悲剧仿佛近在眼前；宋朝的统治者应该心有余悸，理应该在制度上入手；限制甚至是消除党争现象的出现，以最大程度保证帝国与君权的运行秩序。
但从北宋到南宋，除了宋太祖一朝没有出现党争之外；有宋一代党争现象延续不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到了南宋演变成大规模的主战派与议和派的党争，导致整个世风日下；南宋灭亡。
军人出身的宋太祖自立国之初，就身怀浓重的忧患意识；作为军阀的他，从孤儿寡母中夺得权力；当然不希望在自己的统治中再出现军阀夺权的悲剧。
所以他重用文人，实施文人治国的政策；除了不许擅杀文人的祖宗的家法之外，还风轻云淡的一招“杯酒释兵权”，让武将们拥着歌儿舞女，享受美丽的生活去了。
对于文人结党，宋太祖也高度警惕；他曾经严厉禁止进士们以同年、同乡相称，防止出现小山头的利益集团。
但事与愿违，文人当然不仅仅是文人；结党似乎是人类的基因和本能，有社会和利益；就有结党的冲动与可能。
宋太祖之后，宋太宗时代已经有党争的苗头出现。
结党的现象，最初是因为对外政策的理念不同而引起的。
宋太宗一门心思要攻打辽国以报仇，甚至梦想收回幽云十六州；但帝国内部的政策并不统一，当时以功勋老臣赵普为首的大臣反对攻辽；而以御史中丞、枢密副使赵昌言为代表的一派支持攻辽。
为了扩大本派的实力，赵昌言利用自己的权力大力提拔引进自己的老乡和同科进士毫不避讳地结党。
赵昌言与盐铁副使陈象舆、度支副使董俨等四人天天在赵昌言的家里密会，当时人称之为“陈三更，董半夜”。这大概是宋朝最早的结党了。
在此之后，党争的范围逐渐扩大；从对外政策到帝国内部的改革问题，都被作为党争的议题。
特别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构成了宋朝党争的主要内容。
宋仁宗时代的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改革派，与保守势力为代表的夏竦展开了激烈的对攻。
欧阳修还专门写了《朋党论》，从理论上阐述君子党与小人党的区别。
宋神宗、宋哲宗时代，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展开了大规模的党争。
新党得势，将旧党全部驱除出朝廷；旧党得势就尽废新法，将新党一网打尽；以至出现了“元祐更化”。
宋哲宗上台新党得势，又将旧党势力逐出朝廷。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比较中立的蜀党领袖苏东坡一派也被越贬越远。
北宋南渡之后围绕着主战还是主和的问题，形成了高宗秦桧集团与整个主战派之争。
事实上，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并不提倡结党。
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
意思是说：君子不结党，小人才结党。
防范大臣结党，也是历代帝王的重要任务。宋太祖对形成朋党大有戒心，但为什么宋朝的党争不仅没有消失，还愈演愈烈呢？
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也许能给人们提供答案；而这个细节正是宋朝建立之后制定的祖宗之法，也反映了宋朝统治者的阴暗心理。
宋真宗时，江西人王钦若出任宰相后，真宗又把非歧视南方人、与王钦若派系不同、政见不和的寇准任命为宰相。
有人对此表示不理解，宋真宗直接说破，“且要各异论相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