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2亨利·乔治主张土地单一税，宣扬由资产阶级国家把土地收归国有，把地租变成交给国家的赋税。这里原文是英语。
他回到房子里，看见管家笑得特别高兴，请他吃午饭，还说什么他担心妻子在那个耳朵上戴绒球的侍女帮助下做的菜会煮得太烂，烤得太熟。
桌上铺着一块粗桌布，上面放着一块绣花手巾代替餐巾。桌上摆着一个撒克逊古瓷汤盆，盆耳已断，盆里盛着土豆鸡汤——那只时而伸出这条黑腿、时而伸出那条黑腿的公鸡已被切成块，上面还留着些鸡毛。吃完汤以后，下道菜还是那只连毛都烤焦的公鸡。然后是加了大量奶油和砂糖的煎奶渣饼。这些菜虽然并不可口，聂赫留朵夫还是吃了下去，根本没留意他在吃些什么。他正在专心致志地思索，把他从村子里带回来的烦恼都忘记了。
神色慌张、耳朵上戴绒球的姑娘每次上菜，管家的妻子总要从门缝往里张望，而管家则一直以他妻子的烹饪手艺而扬扬得意，笑得更欢了。
饭后，聂赫留朵夫好容易使管家坐定下来。为了看看自己的想法是否对头，同时也想对人家说说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他就对管家讲了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方案，并且征求他的意见。管家笑笑，装出一副样子，似乎早就想到过这问题，并且乐于听取聂赫留朵夫的意见。其实地对这个方案可说是一窍不通。这倒不是因为聂赫留朵夫没有讲清楚，而是因为根据这个方案聂赫留朵夫必须为别人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管家头脑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条，那就是人人都在损人利己。
现在聂赫留朵夫竟主张土地的全部收益应成为农民的公积金，管家就以为可能是有些话他没有听懂。
“我懂了。就是说这笔公积金的利息归您收取，是不是？”
管家满面堆笑说。
“绝对不是。您要明白，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
“这话很对”
“因此土地上的收益应归大家共享。”
“这样一来，您岂不是没有收入了？”管家收起笑容说。
“我就是不要。”
管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笑了。现在他明白了，聂赫留朵夫这人头脑有毛病。于是他就研究聂赫留朵夫放弃土地的方案，看能不能从中找到对他有利的东西，并且断定聂赫留朵夫放弃土地，他做管家的一定能捞到好处。
不过，当他明白没有这样的可能时，他对方案就不再感兴趣，并且只是为了讨好东家，脸上才保持笑容。聂赫留朵夫看到管家不理解他，就放他走了，自己则在刀痕累累、墨迹斑斑的桌旁坐下来，动手起草他的方案。
太阳已落到新叶翠绿的菩提树后面，蚊群飞进屋里，不住叮着聂赫留朵夫。他刚写完方案草稿，就听见村子里传来牲口的叫声、吱嘎的开门声，以及来开会的农民的谈话声。聂赫留朵夫对管家说，不必叫农民到帐房来，他决定亲自到农民集合的院子里去。聂赫留朵夫匆匆喝完管家端给他的一杯茶，就往村子里走去。
七
村长的院子里人声沸腾，但聂赫留朵夫一到，农民们就停止谈话，并且象在库兹明斯科耶那样纷纷脱下帽子。这里的农民比库兹明斯科耶的农民要穷得多。村里的姑娘和婆娘耳朵上都戴着绒球，男人则几乎个个穿着树皮鞋、土布衫和老式长外衣。有几个光着脚板，只穿一件衬衫，仿佛刚干完活回来。
聂赫留朵夫提起精神，开始讲话。他向农民们宣布，他打算把土地都交给他们。农民都不作声，脸上表情也毫无变化。
“因为我认为，”聂赫留朵夫涨红了脸说，“不种地的不应该占有土地，而且人人都有权使用土地。”
“这个当然。这话说得很对，”几个农民响应说。
聂赫留朵夫又说，土地的收入应该大家平分，因此他建议他们接受土地，付出他们自己定的价钱作为公积金，这笔公积金今后仍归他们享用。又传出一片称赞声，但农民们严肃的脸色却越来越严肃了，原来瞅着东家的眼睛都垂了下去，仿佛看穿了他的诡计，谁也不愿上当，但又不愿使他难堪。
聂赫留朵夫讲得相当明白，农民也都是懂事的，但这会儿他们不理解他的话。他们无法理解他的话，就同管家无法理解他的话一样。他们深信，维护自己利益是人类的本性。这一点不容怀疑。他们通过祖祖辈辈的经验知道，地主总是以损害农民的利益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因此，要是地主把他们召集拢来，向他们提出什么新办法，那准是想用更狡猾的手段来欺骗他们。
“那么，你们打算定个什么价钱使用土地呢？”聂赫留朵夫问。
“怎么要我们来定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