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引荀彧入殿，促膝而坐。荀彧侃侃而谈，为天子分析当前的形势。
如果承认孙策并非梁冀、何进那样的无知之辈，那他与天子之间最大的分歧其实就是治道之争。简而言之，就是孟子的仁政和荀子的礼法之争。
孟子、荀子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目标也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王道，区别在于实现手段。孟子希望王者施仁政，行王道，以德为先，德正则合乎礼。荀子希望王者先行霸道，再行王道，先讲礼，再讲德。
就这两者而言，孟子更理想化，荀子则更务实一些。正因为如此，孟子游说诸王都没能成功，荀子虽然自己没能有实践的机会，但他的两个弟子却分别得到了秦王的赏识，一个从实践上，一个从理论上，为秦王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这也说明，由孟子而荀子是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的，荀子对儒学的发展并非无中生有，而是顺应了形势，既保留了孔孟的仁义为经，又强化了礼法从权，是一种进步，而非退步。
对于当前的形势来说，荀子的礼法也比孟子的仁政更切乎实际，尤其是对天子而言。
天子是君，孙策是臣，既定身份的不同让天子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对孙策来说则多了一个无形的限制。不管他是有高远的目标，还是顾忌到将来君臣相处，他都不能肆无忌惮的乱来，以免落人话柄，将来被人效仿，危及自己的地位。
孙策读书不多，但他显然不是梁冀那样的鲁莽之人。他看到了这一点，选择争夺民心，堂堂正正的取胜。从发展趋势来看，他也有这个实力，而且时间不会太久。
但他现在还没有。
为什么没有？原因很多。其中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孟子的仁政虽好，却并非完美无缺。最明显的弱点就是不能应急，无法面对乱世。行仁政要有前提，那就是不能有外患，这也是孟子一生未能得到认可的原因。孙策为争夺民心不得不勉强行之，自然也逃不过这个困境。
孙策的确爱护百姓。他爱护百姓不是嘴上说说，而是身体力行。他夺取世家的土地，让百姓有地可耕；减免赋税，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开设工坊，让百姓可以做工补贴家用。他治下的百姓生活安定，家家富给，的确是仁政。
但他本人却欠了一大笔债。
这些债从何而来？征战。战争不仅需要数以万计的青壮劳力，更会消耗大量的钱粮。十万之师，一日千金。运粮千里，数十钟而致一石。战场越远，战线越长，他的消耗越大。孙策开办工坊、提倡商业可以解决钱的问题，但他解决不了粮的问题，反倒因为寄食人口的增多加剧了粮食消耗的短缺。
相反，天子固守关中，没有这样的压力。士家制的推行让关中有足够的兵力自守，也足够的粮食自食，剩下的就是与孙策对峙。
如果说关中自强的武器是法，那与孙策对峙的武器就是礼。以礼法约束孙策，要求孙策向朝廷缴纳赋税，要求孙策亲自入朝主政，并按朝廷礼法送子弟为质，一步步的约束孙策。孙策如果遵从，那就再好不过。如果不遵从，那他就违背了礼法，朝廷可以正光光明的讨伐他。
孙策居于臣位，又有所顾忌，不能逾礼。他既不能主动进攻关中，又不能不防，只能维持十余万大军，保持戒备。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耗，一旦发生战事，消耗更加惊人，迟早会拖垮孙策，让他难以为继。
乱世之中，孟子仁政不及荀子礼法能救急，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好战必亡也是常识，大汉被羌乱拖得精疲力竭也是眼前的事。
归根结底，只要朝廷能守住关中，以静制动，持续的施加压力，让孙策被十几万大军的开支不断侵蚀，无法积攒实力，总可以等到反击的那一天。轻率出击，反而容易给孙策迅速击破的机会。
天子听得如痴如醉，连声附和。他将刘晔、刘巴等人的计划转述给荀彧。从根本上说，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以静制动，以守代攻，在具体方案上，荀彧着眼于全局，刘晔、刘巴则着眼于具体的战术。他们提议以封王为允诺，使曹操、刘备、袁谭、贾诩等人持续施加压力，迫使孙策就范。
荀彧原则上不反对，但他强调先礼后兵，不能授人以柄，失了民心。
天子点头答应。
——
三月初一，朝会。
大将军长史杨修第一次参加朝会，与三公九卿及各官署的一些官员见面。
杨修满眼看去，朝堂上有一大半面孔不认识，都是一些凉州籍的少壮派，虽然他们的官职并不算高，未必有资格在朝会上发言，精气神却非常旺盛，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杨修泰然自若，进退有礼，没有半点可让人指摘的地方。
大将军掌内外事，是当之无愧的朝臣之首，孙策又有吴王的身份，两者综合，便在天子御座之下拥有一席之地，其他文武只能在他下面设座，先是以陈王刘宠为首的宗室，后是以太傅皇甫嵩为首的大臣，各府寺的掾吏则在本署长官后面或坐或立。
杨修是大将军长史，所以在孙策的座席后面就坐。孙策的座席空着，向人们无声的彰显存在。
例行公事的讨论了几件事务，天子转向杨修。“杨卿，你代大将军入朝主政，第一次与诸公卿见面，有不少人未曾谋面，不如先互相认识一下，然后再就相关事务讨论各抒己见，相互琢磨，如何？”